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都足以表明，太和殿宝座是由清初随驾入关的御用匠师主导设计和制作的。其造型参考了皇太极的鹿角宝座，而龙纹的设计则与皇太极昭陵的琉璃龙纹出自于同一个匠师，尚带有浓郁的关外时期皇家艺术的风格。这位匠师便极有可能是侯振举。
在北京故宫的金銮殿——太和殿内，六根沥粉贴金的蟠龙大柱围绕着一座高约两米的楠木平台，上面安放着清朝皇权的象征——金漆雕龙宝座。宝座（图1）通高174cm，座高49cm，宽158cm，深80cm。宝座上围的造型兼具圈椅和北官帽椅之长，六根圆雕的盘龙柱由飞龙凌空加以连接，共有十三条龙纹，靠背为攒框镶板边带角牙，镂空透雕云龙、海水江崖和火焰珠等纹饰；宝座下盘为须弥座式的造型，座面平，立面浮雕二龙戏珠、海水江崖、莲瓣和卷草等纹饰，并镶嵌有各色宝石。宝座以金丝楠木为底胎，通体粘贴金箔，表面髹笼罩漆，属于古代家具级别最高的罩金髹工艺。
那么，这件雕刻精美、气势雄伟的宝座究竟制作于哪个年代，它的身世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匠人造物，才是真正宝贝”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农历五月二日，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的清军进占了北京，此时的紫禁城已经于四月二十九日夜里被李自成的大顺军在撤退时纵火焚烧，明朝的金銮殿——皇极殿成为了一片废墟，殿内陈设悉数被毁。
由于没有了金銮殿，十月十日那天，年仅六岁的清朝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只能在皇极门（今太和门）举行入关后的即位仪式。顺治二年五月，清廷开始在明朝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的原址动工复建，并更名为太和殿、中和殿和位育宫。次年冬十月，太和殿、中和殿建成；十二月，位育宫建成，改名为保和殿。此次复建工程的进展很快，其中一个原因是原三大殿中建极殿的损坏程度较轻，另外一个原因则要归功于当时总管皇瓦窑和工部十二厂千丁事务竭力报效的侯振举、侯英父子。
侯振举为山西省介休县人，身怀山西一绝——烧制五彩琉璃瓦的精湛技艺。山西侯氏是个显赫的大家族，其一世祖名侯安，在明朝嘉靖年间曾任山西总兵，晚年率领族人迁居关外析木城（今辽宁海城市东南），投靠万历年间任辽东东宁卫都指挥史的儿子侯时虎。侯振举跟随祖辈迁至关外析木城（今辽宁海城市东南），在缸窑岭村兴建侯家窑，烧制绿釉碗、罐。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军攻占沈阳、辽阳一带，为了巩固政权，将都城由新宾迁至辽阳，并在辽阳建造东京城。侯振举与族人一起加入了汉军八旗，为表忠心，他精心烧制了一批绿釉碗、罐，专程去辽阳敬献。努尔哈赤一见琉璃制品，喜出望外地说：“析木城送来的绿釉子碗、盆、大瓶子，是对国家有用之事，金银算什么，天冷不能穿，饥饿不能食，匠人造物，才是真正宝贝。”随即授予侯振举守备之职，赏银20两。同年十二月，侯家又敬献了绿釉瓦、盆等1300余件，第二年，缸窑岭琉璃窑被努尔哈赤封为“御窑”。
故宫建筑多有侯振举的烙印
从此，侯振举的民窑便更名为“皇瓦窑”，成了后金的御用官窑，以后，沈阳故宫建筑群所用的琉璃砖瓦均由此烧制。除了沈阳故宫之外，沈阳的福陵（东陵）、昭陵（北陵）以及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的永陵（祖陵）所用的琉璃砖瓦也均由皇瓦窑提供。据《侯家宗谱》记载：“大清高皇帝兴师吊伐以得辽阳，即建都东京，于天命七年（1622年）修造八角金殿，需用琉璃龙砖彩瓦，即命余曾祖振举公董督其事，特授夫千总之职。后于天命九年（1624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以及三陵各工等用。又赐予壮丁六百余名以应运夫差役驱使之用也。余曾祖公竭力报效，大工于是乎兴。”
侯振举父子成为清朝早期负责营建皇家工程的重要人物，跟随摄政王多尔衮问鼎燕京，翻修明宫，封谥功臣，荫袭进爵。侯振举钦授世袭琉璃窑拖沙喇哈番，诰封昭武大夫云骑将军；其子侯英钦授总管工部十二厂千丁事务世袭拖沙喇哈番，诰封昭武大夫。据《侯家宗谱》记载，侯家家族世袭皇瓦窑五品管理官共达十二世十七任，直至清末，恩宠之隆，时间之久，实属罕见。
作为匠师出身又是皇帝重用的显赫人物，其艺术风格一定会在当时的宫廷建筑和器物上留下自己的特色。笔者发现沈阳宫殿和关外三陵的琉璃龙纹与明朝山西建筑上的琉璃龙纹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在入关前夕兴建的皇太极昭陵照壁上的琉璃龙纹（图2）尤其与太和殿宝座上的龙纹（图3）酷似。当时远在关外的民间匠师侯振举对于明朝宫廷器物龙纹的规范不会很了解，但对于故乡山西建筑上的琉璃龙纹却是再熟悉不过了，这就使得清初关外政权的宫廷龙纹搀入了浓郁的明朝山西地方特色。明朝山西地方建筑上的龙纹严格地说属于蟒纹，没有明朝宫廷御用龙纹那么严格的禁忌和规范。
例如，明朝宫廷器物上的龙纹因为象征天子，即使是侧脸，也必须完整地排列两只眼睛，极少有“错版”的例外，古玩界有“眼镜龙”之诮；而明朝山西地方建筑上的侧脸蟒龙纹（图4）则重在画意，往往只表现一只眼睛。又如，明朝宫廷器物上的龙纹脚爪有五个趾头，趾甲又很长，自然就形成了风车状，又名轮爪；明朝山西地方建筑上的蟒龙纹脚爪只有四个趾头，拇趾与其它三个趾头的距离较大，形状象鹰爪。再如，明朝宫廷器物上的龙纹鼻头很大，呈如意状，与上唇平齐；明朝山西地方建筑上的蟒龙纹（图5）鼻头一般，上唇前突，因此下颌显得较短。
宝座龙纹是典型的侯振举风格
太和殿宝座上的龙纹与皇太极昭陵的琉璃龙纹有多处地方风格酷似：其一，龙爪的趾头虽然是五个，但趾甲相对较短，拇趾与其它四个趾头的距离也比较大，仍然似鹰爪而无风车感；其二，龙头硕大而龙身偏细；其三，额头甚高，侧脸的浮雕仅表现单只眼睛；其四，鼻头一般，上颌长而翘，下颌较短；其五，尾端尖窄。这些特征与明后期宫廷器物上的龙纹（图6）有着明显的风格差异。
明朝嘉靖皇帝是由藩王入继大统的君主，格外讲究礼制名分，即位后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在宫廷漆饰家具上题年号款的做法。太和殿宝座没有年号款，这与清早期宫廷漆饰家具的情况类同。我们知道，要鉴定一件没有年号款的古代家具是什么时期制作的，需要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与类比，其中造型和纹饰是两个重点。沈阳故宫藏有一件清太宗皇太极的鹿角宝座（图7），它的朝板、下盘四角以及脚踏等部位与北京故宫太和殿宝座的造型风格十分近似，太和殿宝座的盘龙扶手之架构亦借鉴于鹿角扶手，其造型设计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于祖先创业生涯的尊崇和继承。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山西晋祠圣母殿的宝座（图8）和盘龙柱（图9）的影子，这些都与侯振举的阅历不无关系。
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都足以表明，太和殿宝座是由清初随驾入关的御用匠师主导设计和制作的，其造型参考了皇太极的鹿角宝座，而龙纹的设计则与皇太极昭陵的琉璃龙纹出自于同一个匠师，尚带有浓郁的关外时期皇家艺术的风格，这位匠师便极有可能是侯振举。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宝座应该是清朝顺治二年至三年（1645~1646年）重建太和殿（明皇极殿）期间制作的。虽然康熙十八年（1679年）太和殿又被烧毁，但那次火灾是先起自于别处，两个小时以后才经由斜廊延烧至太和殿（后在重建太和殿时取消了两侧的斜廊），当时救火的人很多，完全可以把这件宝座抢救出来。而太和殿宝座后面的屏风龙纹风格偏晚，则可能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太和殿时补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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