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虽然带有钱字,大多数的形状也与古钱接近,其材质也大多以金属为主,其实它并非是正用钱。虽然也有以正用钱改刻而成的刻花钱,但这枚钱自此就退出了流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花钱了。当然,这与榆钱不是钱有本质的区别。花钱之名就得之于其形制曾经相似,或被制作出就是似与不似的尴尬境界之下,其性质却又不同。究其实质,虽然不是流通钱币,它其中的一部分仍然可视作流通钱币的一个分支。部分花钱的性质,同现今的纪念章又非常类似。因此花钱不属于古代的正式货币,主要是以民间为发行主体的纪念用品。这就决定了它的收藏者,一般都是钱币收藏者,人们以其形制、工艺等与钱币相类,所以归类为钱币收藏品的分支。
究其形成原因,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古代先民由于受认知程度的限制,对自然力量造成的灾难感到不可抗拒,对生理现象带来的生死不能理解,加之源于有神论的信仰与精神崇拜物,对受命于天的君王表现出敬畏和赞颂,同时对幸福、长寿、多财、多子等现实利益具有祈盼和追求。于是,人们把这种心理以寄求的形式表现出来,起初将其赋予特定之物上,这或许是某棵树、一座山。钱币出现之后,就会有人将这种心理寄求铸造于携带方便的钱币之上,作为配饰或护身符携带或悬挂。这与先秦时期的人们佩古玺,汉代的人们挂印章,特别钟爱其中的吉语格言印一样,都是将一些吉祥的语词铸上。其内容或是祈求自己能够升官发财、吉祥如意,或是祈求自己能够健康长寿等,其中也有一些印文是带有规劝和警诫性质的。这种印有别于官印、私印,就如同花钱有别于正用钱一样。
花钱的具体起源时间已不可考。花钱不但与其他古代艺术品相比历史较短,即便是与流通钱币相比,其历史也不可同日而语。目前收藏界所公认的一致性结论是,花钱出现于汉代早期。这不但可从现今所见考古发现及传世的实物说明,还可从一些古籍的记载中加以佐证。南宋时洪遵所撰《泉志》十五卷,共著录钱币348枚。除永光、景和、天成、天策、永隆、天德、通行泉货等钱币大珍的图谱赫然在册外,还专门辑录了厌胜钱(花钱)。仅以一例为证。在《泉志》卷十四所记神品中,就专门记述了一枚“轻影钱”并附有摹图,“右轻影钱,洞冥记曰:汉武帝升望月台时,暝望南端,有三青鸭宿台端。日色已暗,青鸭化为三小童,着青绮文襦,各握鲸文大钱五枚,置帝几前,身上影动,名轻影钱”。是说月光之下,人的身影在晃动时,从钱体透过去的影子看上去,也是在随之晃动的,这里所言的,正是镂空花钱的特征。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花钱的研究与收藏,在我国早就开始了,而且起步之初,便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在古代,人们通常多称花钱为厌胜钱或压胜钱。之所以有此类称谓,是因为此钱刚刚出现时,具有标准的钱形,现今所见面文为“五铢”“大泉五十”等花钱都是如此,方形、椭圆等五花八门的形状,都是在后来逐步出现的。由于这一原因,此类钱在初始,多可掺在正用品中行用,现在的纪念币多半也是如此,这就显现出了厌胜钱的“二重性”。古人以其认知,幼稚地以为佩戴这种正面铸有各种吉祥语的钱形物品,可以压伏邪魅。如同汉画像五铢钱,既是厌胜品,又是筹码博具等,其形如钱者,就长久地混入到正用品中。铸造精美的选仙钱,也是如此。其实,前者入世俗,后者入宗教,二者并存,未尝不可,只须说明来源及用途就行了。故泉界也泛称其“厌胜”,是有原因的。而今,人们则又多通俗地称之为玩钱、吉祥钱、民俗钱,则是因其功能作用而言的。其材质以金属为主。由此,关于花钱的准确定义,历来是争论不已的。要解决这一问题,不妨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予以入手。狭义的定义应围绕花钱与一般流通钱币的共同形状特征而下结论,即花钱是指具有象征文字与图案,主要用于佩带、装饰、赏玩的钱状物。传统意义上,这类花钱被认为是正统的花钱。广义的花钱则指所有不具有流通功能的钱状物以及具有象征文字与图案和佩带、装饰、赏玩功用而又不具有钱形的异形物。诸如性属游戏品而具有钱形的马钱、棋钱之流,当归入花钱之属;具有佩带、赏玩之功用及吉祥含义而无钱形的挂牌之流,也可归入花钱之属。
因形状、图案、文字、功能等因素的不同,花钱的用途自然也不尽相同。按其用途,花钱一般可分为宫钱类、吉语类、宗教类、游戏类、特殊用途类等若干类,主要用于厌胜、佩饰、玩赏、游戏、撒帐、洗儿、纪念、祝寿、吉庆、卜卦、赏赐、凭信、镇库、挂灯、上梁、镇水、殉葬、秘戏等方面。这就是花钱品种繁多、惹人喜爱的真正原因,也是它被人争相收藏的魅力所在。
这一切,都可以在它的产生原因、发展过程、象征意义等方面找到清晰的脉络。同时也决定了花钱天生具有数量较少、用途单一、受人珍爱的本质。诸种因素决定了作为收藏品之一种,花钱必将占有自己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