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召民的绘画艺术
水中天
成长于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艺术家，大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在昂扬且尖锐的政治化气氛中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随之一系列艰难、严峻的磨练和考验。他们的作品体现着中国历史转折时代的审美情趣，反映着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从事艺术创作来说，他们不缺少激情，但缺少表现激情的个性化方式；他们视艺术为事关民族兴亡、社会进步的大业，但从不习惯从个人的角度来思考艺术的真正使命。然而在挣脱了“左”的制约之后，便以深刻的反思和奋发图强的实际行动来弥补失去的机会。彭召民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画家，在担负繁多社会事务之余，奋发创作。他自述“临案握笔，心又到了另一个天地，那里没有疲惫，没有时间的流逝。希望这有生之年，身就在画案旁，心就在这画纸中倘佯”。
彭召民，1935年生，四川广安人，生长在一个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家庭中，他父亲彭为华是当地著名文士，母亲是受人爱戴的教师。1953年，彭召民进入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学习，1957年毕业后，一直在重庆从事绘画创作、美术教育和美术组组织辅导工作。他在美术工作方面的业绩广为人知，增担任重庆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重庆美协主席、重庆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理事等职务。
彭召民的作品，前期以油画、水粉画为主。作品题材多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其中以历史画和宣传画最为突出，仅宣传画一项就达百幅以上。他的这些作品贴近现实生活，在形式上洗练明朗，雅俗共赏，反映了当时国内同类创作的艺术趋向和水平。
文化大革命中，他和从各地调集的数十位美术家在湖南韶山集中，组成韶山美术创作组，从事毛泽东生平事迹的美术创作。直到数十位美术家完成创作任务之后先后离去，作为美术组组长的彭召民才最后离开韶山。他在这一阶段创作的《遵义会议》、《毛主席回韶山》、《毛主席在湖南图书馆》、《同赴革命征程》等油画，以一种明朗亲切、平易近人的气氛，表现历史上具有严峻意义的重大事件，与当时流行的以《毛主席去安源》为代表的那种神化领袖倾向有所不同，因而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显得别具风韵。《遵义会议》曾数易起稿，作者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中，在不违背基本历史的基础上，在多种干扰之下艰难作画。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１年，由最初的油画到后来的水粉画（何孔德参加了水粉画稿的创作），其中甘苦可想而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彭召民创作了许多表现当代中国人风采气度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劳动者、知识分子、少年儿童，还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留下深深足迹的人物，都投射了作者所一贯尊崇和信守的人性光辉。这些作品当然与竞相挖掘中国人“呆傻”、“丑陋”的时尚大相径庭。正如彭召民所说：“画，是画家与世界和人生对话的唯一语言。”言为心声，彭召民就是以这样的口吻说话。对画家彭召民来说，这种人性光辉和人格尊严的意义与价值，超过一切社会声望和经济利益。
除了油画、水粉、水彩之外，彭召民还画了大量水墨画。这些水墨人物画作品，一方面表现了画家的文化素质和审美格调，另一方面足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彭召民的心性和志向－－他画追求大同理想的孔子，画人太年率真的“竹林七贤”，画不畏权势、舍身求法的海瑞和彭德怀……这些堪称中国文化精神脊梁的人物，在彭召民德笔下一再出现。《海瑞上疏图》以写实的肖像造型，超现实的时空并置，表现性的笔墨结构等异质绘画语言，共同构成人物在严峻的考验面前的坚强不屈。画家既强调了他们的精神和气度，又不像某些画家那样，以千篇一律的模式套在完全不同的历史人物头上。我以为这与他深厚的生活积累，与他在长期创作中养成的认真了解绘画对象，深入思考，广泛搜集素材的习惯大有关系。
像２０世纪许多中国美术家一样，彭召民在绘画创作上的成就，仅是他劳绩的一个方面。对群众美术、专业美术事业的服务、组织工作，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重庆直辖以后，重庆市美术工作的规模和头绪自然随之大大增加，当地美术界良好的工作气氛和人际关系，这应该说是彭召民甚堪引以自慰的。
（水天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美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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