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高原艺术空间将于2016年10月15日推出陈霄和李振华两位艺术家的个展项目，分别是陈霄的“最后一夜”，以及李振华的“消失的地平线”。两人将在同一个展示空间内呈现各自创作和思考脉络下的新媒体作品，并探索两人的不同主题在同一个空间相互碰撞后，即将生发的新的感知。
陈霄的创作时常以自己的旅行经历和见闻为出发点，将每次旅行触发的感受转变为一系列的作品，并构成一个整体的展示项目。在这样的项目中，他的作品会延伸至旅行地点的自然地理，历史，神话，文化，社会等内涵，以及它们与自己作为“外来者”的个体思考与体验的关系，最终回到对自我的存在，生活，文化身份，及其与艺术创作之可能存在的各种关联的探索。他本次展出的个人项目“最后一夜”就来自和妻子在古巴的蜜月旅行。旅行的愿望来自门德斯的纪录片“乐满哈瓦那”，这部影片通过音乐表现了古巴风情，和藏于现代世界深处的，原始的生命情感。陈霄以此为最初的想象，在古巴亲眼见证了那里的风土人情，发现了一种与自然相连的永恒美好，同时用敏锐的目光发现了资本文化在本地的逐渐发展。他的不同作品以影像，摄影，装置等形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结合了文学与冥思的空间场域，从各个角度表现了这些丰富而互相穿插的感知，将展厅变成了他对古巴的内心印象与沉思的再现。空间中包含了向往，体验，凝视，和担忧；透过这些向外的映射，是对自我内心的探索，而这一过程将与观众的观展体验融为一体。
李振华以其丰富而深入的艺术实践，跨越了策展和创作两个领域。他的创作切入点常常是在后现代的历史和社会状态下，人的感知或知识的产生和传递，及其与日常生活，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关系。他的作品常常在相互的关联中营造思考和感受的路径。展出项目“消失的地平线”受到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同名小说影响，灵感来自小说所描述的，一个虚构的西藏高山中的乌托邦；“香格里拉”就源自这一小说中的地名，而后，现实世界中的几个地点，比如中甸县，才改为这个名字。在李振华眼中，这部小说不是关于对神秘的向往或对现实的逃避，而是更加抽象而本质的，对一种存在于世间，却又超然于世界，同时又时常被蒙蔽的存在或者感受的寻找和确认。因此，他的展出作品是关于“丢失”和“寻找”的，作品的物质形式被包含在简单的pdf文件中，观众可以根据文件的指引与其互动。在这一过程中，知识或想象都成为一种线索，而寻找到的也许不是“远方”，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奇迹”，就像光线或灰尘所提示的美好那样。李振华与陈霄的作品在主题上遥相呼应，而最终都归于自我内心的探索或升华。
种一朵白玫瑰
孙啟栋/文
陈霄把自己和爱人的新婚蜜月目的地确定为古巴。蜜月毫无疑问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但是对于蜜月目的地，陈霄有自己的一点小小的“私心”：他自己一直对古巴心向往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又是他自己和自己的蜜月。
“切，你好年轻哟”，毛泽东在接见首次访华的格瓦拉时赞叹道。在这次访问期间，为了同为支援社会主义阵营的古巴的经济建设以及满足国内食糖供应，中国与古巴签订协议，每年进口40万吨古巴糖，从那时开始，古巴糖走进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之后两国翻脸，长期交恶，蜜月期原来只是两个国家一厢情愿地把对方当作“同志加兄弟”。中国与古巴的蜜月期不正是彼时中国自身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激情迸发的结果吗？交恶又只是清醒之后自我抽身的结果。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激情以及陈霄个人对于古巴的向往，既不是现实，也不是想象，而是进入了二者的临界面——我们称之为文学，一种想象的真实。想象的真实永远都不能等于真实，文学只生产故事，而一个故事又激发了更多的故事，真实不断被披上重重面纱，甚至在某些时候面纱被与真实画上了等号，久而久之谁也不知道真实是怎样的。
面纱终究不是真实，可是如何面对一个失语的真实呢，如何不去忘却对于它的探寻呢？当历史的真实无法重现，文学于是成为了治愈失忆的可靠的方法。陈霄无法也不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古巴，或者古巴的真实，相反古巴的一切成了他表演的道具：“还原”真实依靠的是对历史的想象和戏剧化再现。他拍下了哈瓦那夜空中的星辰，千百年来，它们一直静静地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一切；他找到并带回了一位十九世纪前叶华工的卖身契，面对这份契约，我总是无法抑制地想象他在异乡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的情感波动；他找到了一个在哈瓦那学中文的女孩子，并邀请她在她再熟悉不过的这座城市里行走，而摄像机却在跟随她漫无目的地行走来到海边后，定格在了离海不远的另一面——美国……从地理和零散的文献中，陈霄勾勒出了对于古巴这个他者不可触摸的情感轨迹。既然真实不可追，不妨反复低声轻吟何塞?马蒂的那首诗歌吧：“我种一朵白玫瑰花，七月好一月也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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